《瞭望》文章：治污“沖刺期”的喜與憂
“就像劉翔很難提高0.1秒一樣，把COD從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難，從100降到60就很難了，而從60降到20就難極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張輝
6月底的南四湖。荷花初綻，碧波微漾。一位老者在微山湖邊垂釣。他的腳邊是一個半沒入湖中的網狀魚兜，兜口被一段樹枝固定在湖坡上，幾尾小魚在魚兜里不時撲騰一下，老人的腳下便泛起朵朵漣漪。
注意到本刊記者在看他，老人笑著說，“可惜啊，逮不著好魚，要是能用網捕些銀魚就好了，又補虛又健胃。”他告訴記者，今年以來，南四湖的水清多了，也有銀魚生長了。前些年，作為一種對水質要求極高的魚類，銀魚幾乎絕跡。
根據2001年批復的南水北調東線治污規劃，2013年南水北調東線通水以后，必須確保調水水質達到地表水三類水質標準。這意味著水質的兩個判斷指標COD(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含量分別要控制在20毫克/升和1.00毫克/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近期在江蘇、安徽、山東等地采訪發現，當前，南水北調東線水污染防治已取得較大成效，其中，工業污染治理效果明顯。但是，農業面源污染、畜禽養殖污染、航運污染等成為東線污染治理的主要問題。與此同時，管網建設不足、部門協調困難、資金匱乏等制約因素，也給基層環保部門帶來較大壓力。
有地方環保部門工作人員反映，當前，治污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治污任務仍十分艱巨。不僅要盡快落實未達標斷面的達標時限，還要確保已達標斷面不出現反彈。在南水北調通水已進入倒計時的當下，如何做好“最后一公里”的沖刺，是擺在沿線環保部門面前的最大難題。
迎戰“天下治污第一難”
“南水北調工程成功的關鍵是治理污染。”2005年1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曾培炎在山東省濟寧市作了這一判斷。
后來，結合南四湖的治污現狀，有專家引申出這樣的結論，南水北調東線關鍵是治污，首要是治污，難點是治污。
“外行人可能會說，天下哪有干不成的事？相反的是，越是搞專業的人越認為東線治污目標不可能完成。”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告訴《瞭望》新聞周刊，2008年，一位白發蒼蒼的專家曾經跟他說：“南四湖要達到三類水標準，打死我都不相信。”那時，有人甚至認為南四湖治污是“天下治污第一難”。
懷疑情有可原。淮河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淮委”)監督管理處處長萬一對本刊記者分析道，南四湖就像一個鍋底，地勢比較低，所有污水都匯到那里，旁邊的城郭河、大閘河，污染都很嚴重。上世紀90年代，COD曾經高達2000毫克/升。
近年來，還發生過幾起水污染事件。比如，2003年全國兩會期間，位于棗莊境內的新薛河，氨氮含量一度高達5000毫克/升，測量儀“爆”了。水流至徐州，當地水源受到了污染。徐州和山東打起了官司，此事最終通過協調才解決。
本刊記者在調研中發現，南四湖治污之難，是多種因素交織疊加的結果。
其一，南四湖地區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有八百多人，產生的生產生活廢水量也因此較大。
其二，流域內經濟結構偏重，當地煤化工、石油化工、造紙、紡織、釀造、淀粉、味精之類的行業較多。以魯西南為例，造紙行業是當地工業污染的第一大戶。2000年，僅造紙行業排的污染物總量就占當地總量的80%，一家造紙廠污染一條河的現象比比皆是。張波告訴本刊記者，其時，幾乎每個縣都有好幾家造紙廠。最多的時候，山東省僅麥草制漿就有720多家。
但是，由于這些企業大多是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既是稅收大戶，又解決了大量的就業。發展心情迫切的干部群眾，對這些企業往往比較歡迎。
據張波回憶，2002年，有種流行的說法是，對于有些欠發達的縣，一個造紙廠上交的地方稅收可能就是當地三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因此有人說，如果造紙行業垮掉，后果將非常嚴重。
其三，作為一個面積逾三萬平方公里的流域，南四湖沒有入海通道，流域內產生的廢水，或者經過治理的中水，拐彎抹角都進了南四湖。按照不同的降水概率計算，南四湖流域匯到南四湖的水，是調水量的2到8倍。基于此，張波表示，“不管從江蘇調過來的水是幾類水，和當地的水一混，要想再確保三類水，談何容易？”
其四，南四湖地區屬缺水地區，降水量年均700毫米左右，自然凈化能力比較差。另外，幾十年來，南四湖地區的不少地方政府組織老百姓破壞自然濕地，“造田”種莊稼，人進湖退破壞了天然的濕地系統，使南四湖的自然凈化能力進一步降低。
山東方面明顯感受到了這種壓力，為了完成南水北調東線的治污任務，制訂并采取嚴于國家要求的標準。其最嚴格的標準比國家標準要嚴厲7～8倍，總體上也要嚴格3～4倍。以氨氮為例，根據國家標準，化肥工業被控制在70毫克/升以內，山東現在只允許排放10毫克/升；關于草漿造紙，國家控制其出水COD在450毫克/升以內，山東現在最嚴的是60毫克/升。
但是，這距三類水要求仍有距離，標準卻不能再嚴了。用張波的話說，“再嚴的話，經濟發展擔負的環境成本太大了，社會穩定的壓力太大。”
#p#副標題#e#因此，在污染治理的基礎上，山東省利用季節性河道，最大限度地實現行政轄區內部再生水資源循環和運用。如此一來，進入干線的水大幅減少。尤其是枯水季節，基本上可以做到一點水都進不了干線，而汛期排洪時，排出的則是再生水資源。
除此以外，在河流入湖口，建設人工濕地水利計劃工程，環湖沿河進行生態修復，在河灘地、湖灘地開展退耕還濕等工作。通過生態修復，最大限度地發揮自然的凈化功能，削減面源污染，改善生態資源。
山東的這一做法就是近來名聲大噪的“治、用、保”體系。得益于此，目前，南四湖地區水質有極大改觀。2009年，南四湖在山東境內的53條入湖河流，均已經恢復并常見魚類生長。國控臺兒莊大橋出境斷面，全年水質(高錳酸鹽指數、氨氮)達到或優于三類水標準，達標率為100%。張波說，和2000年相比，南四湖地區實現了在經濟年均兩位數增長的背景下，水質改善80%以上。
端午前夕，本刊記者在棗莊市城郭河泉上人工濕地看到，濕地里蘆葦叢生，不時還有白鷺從蘆葦叢中掠過。家住前泉村的王大姐告訴記者，泉上人工濕地的前身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坑，好多年都是荒灘。以前附近還有個造紙廠，后來也被砍了。“也就在四五年以前，城郭河都是烏黑的，水還沒整治，那時逮的魚都不能吃。”
農業污染成為東線治污主要問題
南四湖的治污進展，并不意味著南水北調東線治污劃上了句號。本刊記者在走訪中了解到，當前，東線治污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治污任務仍十分艱巨。
一方面，就工業污染而言，南水北調東線沿岸仍分布著一定數量的環保不達標企業。在東線水源地江蘇省江都市，自上世紀80年代起，江都市西南部的夾江、芒稻河流域范圍內鄉鎮企業發展迅猛，分布著多達150余家大小不等的造船廠、化工廠、皮毛加工廠、淀粉廠、紡織印染廠、油庫、碼頭等。由于歷史原因，絕大多數企業沒有完備的、正常運行的污水處理設備，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到輸水通道里。
根據南水北調東線治污規劃，江都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鋪設污水收集主干管道、封閉輸水通道岸邊的垃圾填埋場并易地新建，關閉污染企業等。但是，目前，在夾江、芒稻河長約20公里的輸水通道沿線，仍分布著40余家環保不達標的企業。
江都市環保局局長徐春元對本刊記者說，圍繞單個污染點源進行治理，依靠關閉污染企業的“減法”式治污方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而且可能引發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僅就南四湖而言，雖然近年來取得較大成績，并受到淮委極大認可，但是，由于污染底子太重，治污形勢依然嚴峻。淮委規劃保護處處長賈利告訴本刊記者，如果要把南水北調東線大運河淮河流域段分成若干段的話，駱馬湖以南，三類水達標率比較高，水質比較好；駱馬湖到中運河，要差一點；南四湖、梁濟運河一帶則更差。
水污染的主要矛盾也開始變化。張波以山東為例指出，2000年的時候，水污染的主要矛盾是氨氮污染。其時氨氮動輒上百毫克，一些河流魚蝦絕跡，甚至草都不長。當前，工業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控制得比較好，但是，農業造成的總氮總磷的污染仍比較嚴重，并由原來的次要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污染的主體，也由原來的工業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為主轉變為農業面源污染和漁業養殖污染為主。
“就像劉翔很難提高0.1秒一樣，把COD從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難，從100降到60就很難了，而從60降到20就難極了。”針對農業面源污染，棗莊市環保局局長李建勛感覺很無奈。“我們的執法力量到不了農村。另外，針對農業使用的農藥、化肥，我們讓農民按比例、按時段、按標準使用，但他們做不到。舉個例子，前些年，我們一個區供銷社一年能賣四百噸農藥，這些農藥哪去了？有一部分就可能進入了河流。”
同樣沒能引起關注的還有畜禽養殖造成的污染。
今年上半年，有關部門在對江蘇境內的14個南水北調水源斷面進行檢查時，發現2個斷面沒有達標。其中的一個是位于徐州市豐縣境內的復興河斷面，當地經濟并不發達。調查結果讓人意外，“惹禍”的竟是鴨子。
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豐縣、沛縣兩地是江蘇主要鴨子養殖基地。南京素有吃鹽水鴨的習慣，每年約需8000萬只鴨子。其中，70%左右的鴨子從豐、沛兩縣運來。一般來說，這些鴨子都是“干養”，不下水。但是，雨水的沖積，會導致鴨糞隨著雨水進入水體。
#p#副標題#e#記者發現，由于復興河和微山湖相連，因此，鴨糞容易影響到微山湖水質。從時間點上來看，復興河有個閘，一年灌溉期達100多天，此時用水要用于農田灌溉，不會影響到微山湖的水質。而在汛期，由于水量很大，污染濃度也會被稀釋。因此，在非灌溉期非汛期期間，會對水質形成一定影響。
談到當地養鴨造成的影響，當地有群眾反映，“其污染指標，可能就相當于一個工廠的指標。而且，由于比較分散，處理起來很難。”
徐州市環保局科技產業處處長胡永定向本刊透露，2009年，當地建了幾個比較大的集中化養殖的污水治理工程。但是，畜禽養殖畢竟不同于工業，利潤很薄，污水治理設施雖然有了，能否正常運行，仍然是個問題。
“地下”管網的“地下”狀態
近年來，為了確保水質，南水北調沿線興建了大量的污水處理廠。本刊記者走訪發現，不少沿線都打出了“每個區(縣)至少一座污水處理廠”的口號。
“這就存在一個問題，為什么污水處理廠建了這么多，管網也在建設，但是污水的收集率達不到100%？”胡永定表示，“城市管網的污水收集率能達到80%就很不錯了。”
他認為，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目前還做不到把每家每戶的污水都收集起來。“有的地方就一兩戶人，管網無法一一達到，否則成本就太高了。”其二，管網的管徑不足。管網建設的時候考慮的是不下雨的時候的流量，因此，雨量大的時候，管道的管徑不夠，雨水和污水就一起往外溢。“也就是說，原來的污水是通過管網進入污水處理廠，處理以后再流出去的。但是下雨的時候，管網‘撐不住’了，就直接流淌到河里去了。”
“正因為如此，盡管徐州市多條河流都連接上了管網，但是河水不能變清澈，所以很多人會感覺，怎么治來治去河流總是治不清？”胡永定說。
江蘇省南水北調辦公室副主任張勁松據此認為，當前，治污設施建設的關鍵并不在于污水處理廠，“而是提高污水收集率，也就是通往污水處理廠的管網建設要跟上。”
一位基層環保人員向本刊透露，管網建設所需的資金來源渠道五花八門，江蘇省省級財政也會給地方一些補助和獎勵，但是主要部分還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投資量很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網所需資金總賬還沒有，不好統計。而且，城市管網的建設，是隨著城市的發展而發展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本刊了解到，由于管網建設缺乏考核的硬指標，且不易從表面看出來，因此，考核難度極大。
行業協調難度較大
“對于東線來說，治污、征遷、建設三者之中，毫無疑問，治污的難度最大。”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國務院南水北調辦主任張基堯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
他認為，水污染治理既涉及現有企業的運轉和達標排放，又涉及周邊經過治理的中水的截污導流。與此同時，還涉及南四湖周邊的面源污染治理，以及運河里面的船舶污染和防治。牽扯的行業多，面積大，所以協調難度就更大。
事實正如張基堯所說。本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多數企業支持污染治理，但仍有個別企業陽奉陰違，甚至阻止基層環保部門檢查工作。
在行業協調上，個別地方不同部門之間非但不能認真合作，還成了“逐利”的對手。比如，有地方官員認為，南水北調是水利事業，因此，南水北調治污工作就應交給地方水利部門，環保部門只需負責監督就行了。換言之，南水北調治污方面的資金直接撥付給當地水利部門即可。
就行業間協調而言，胡永定深有感觸，南水北調使其倍感壓力。他說，“水環境不好，首先是環保局的責任。但是治污不只環保一家。盡管是環保局統一監管，但并不是說治污問題環保一家就解決了。南水北調治污需要多個部門的合作。”
他舉例說，在污水處理廠建設上，以前是當地建設局負責建設，徐州市現在是歸到水利局了。在此方面，環保局并不是建設單位，需要水利局來統籌。對于東線航運所帶來的污染，應該由交通局來管，所以交通局要擔負起航運污染控制處理的責任。這就包括航運過程中生活污水的處理，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處置。近年來，京杭運河的航運污染比較顯著，航運部門應加強管理。另外，農村分散的居民污水處理嚴重不足，屬于真空區，農業污染和畜禽養殖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對此，農業部門也應有所作為。
張基堯希望，在水污染治理上，各個部門能夠真正擰成一股繩，為“確保一江清水向北流”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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