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結合而成的最簡單的氫氧化合物，看似尋常，卻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看似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實則承受力有限，危機四伏。早在1977年聯合國水資源會議上，科學家們就曾預見：“水，不久將成為一個深刻的社會危機。”34年過去了，這一預言已經變成現實，而且，其嚴峻性正在日益加劇。
在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加快水利改革發展被提到關乎“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的空前高度。
而在影響水安全的各種因素中，自然災害固然重要，但是人為浪費、消耗、破壞等更令人擔憂。尤其是由于文化與制度的雙重缺失，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地方官員和企業在片面追求GDP的政績沖動或市場利益驅動下，熱衷于開發各類園區，大干快上既高耗能、高耗地又高耗水的粗放式工業項目，步步加劇中國的水危機。
所謂水危機，即指由于人類開發利用水資源超過水資源與水環境承載能力，積累了許多導致水資源供給長期不能滿足人類生存、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需求或水生態系統被嚴重破壞的致災因子，這些因子進一步演變會引發供水嚴重不足，水生態系統崩潰等重大災難，造成國家根本利益重大損失，危及水安全。
面對寫滿“危機”、“赤字”的中國“水簿”，各級官員和企業、個人必須行動起來，正視基本的國情水情，提高重水、惜水、護水、管水的水生態文明意識，全民共建節水型社會。同時，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終結拼水耗的非科學發展之路。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為我們及子孫后代守住水資源紅線，守住中華民族的生命之源。
五大高水耗“殺手”加劇中國水危機
——水危機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上篇)
我國并不是一個水資源得天獨厚的國家，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一直是基本國情水情。一組權威數據令人無法樂觀：我國人均占有水資源量僅2188立方米，排名全球第109位;全國年均缺水量達500多億立方米;近2/3城市不同程度存在缺水。
尤其在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今天，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瓶頸，用水方式粗放仍然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突出軟肋。在城鎮化、工業化加速推進的浪潮中，普遍存在于各行業、各地區的各種高耗水“殺手”日益加劇了我國的水危機。
“工業殺手”——掠奪性水耗
半月談記者從水利部最新獲悉，2009年中國萬元工業增加值耗水量高達116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2至3倍，而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出15到20個百分點。記者對比數據注意到，在十年前，中國工業萬元增加值耗水量更高，竟達330立方米，分別為日本的18倍和美國的22倍。
然而，令人憂心的是，“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觀念仍存在于很多人思維中。在重化工業地區，水資源浪費現象尤為突出。
半月談記者在湖北枝江市采訪時看到：長江兩岸建起了不少化工業園區，有的企業甚至建在飲用水源功能區之上;在枝江姚家港化工園，無序堆放在長江岸邊的廢棄礦渣在雨水的沖刷下流向江中。
湖北省社科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告訴記者，長江經濟帶又被稱為化工帶、鋼鐵帶，沿江布局較多的是鋼鐵、化工、建材以及原料工業，耗能量和耗水量均普遍偏高。比如，大煉鋼鐵需要大量的水來冷卻，化工行業往往選擇水資源豐富的地區稀釋污染。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有14套化工生產線布局在沿江，其特點可以簡稱為“三大”，即大耗水、大耗能、大運量。
在淮河流域，分布著不少造紙、釀酒、制革、化肥等行業。其中，相當一部分造紙企業并未安裝黑液回收裝置和廢水處理系統。有廢水處理系統的企業也因規模小、處理費用高而無法運轉。
武漢大學水利電力學院教授李蘭認為，工業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以及突出的GDP政績，是一些地方政府力推沿江、沿河工業帶的動因。
山西面臨采煤嚴重破壞水資源的危機。據測算，每開采1噸煤，要破壞2.48立方米水資源。全省按年煤開采量7億噸計，每年就要破壞17億立方米左右的水資源。不光是采煤耗水，在煤化工項目中耗水問題也極為嚴重。例如，煤直接制油，每噸成品油要耗6噸水;間接制油，每噸成品油要耗12噸水。
太原市萬柏林區王封鄉前西嶺村位于西山煤礦采區上方，由于多年采煤，村子的水源已經完全破壞。年輕人都已搬離，只剩下十幾位老年人居住。74歲的高應中告訴記者：“現在吃水只能到15里外的王封鄉拉，一次拉上十方水夠三四個月吃。一方水要花30元錢。用過的水都舍不得倒，等澄清后繼續用。”
“農業殺手”——漫灌式水耗
在我國用水總量中，農業用水占了大頭，達到62%。而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僅為0.45，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0.7～0.8的水平;我國每生產一公斤糧食平均需要消耗1300公斤水，而發達國家則在1000公斤以下。
半月談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業仍然采取傳統的大水漫灌的方式，有效灌溉面積僅占農業灌溉面積的39%。
地處東南沿海的浙江省余姚市，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位居全國百強縣市之列，經濟水平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該市水利局相關負責人說，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是，當地農業用水方式較為粗放，節水器具普及率較低。
湖州市吳興區金農生態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施星仁告訴記者：“漫灌式的農業生產方式至少導致2/3的水被浪費掉，而國內目前使用噴滴灌的面積僅占可推廣面積的7%。美國是世界上水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但在農業生產上十分重視節水灌溉，全國一半以上的灌溉面積使用了噴滴灌技術。”
灌溉設施老化、調蓄能力低也是造成農業高耗水的原因。記者在河南、陜西一些大型灌區走訪時看到，很多建設于上世紀70年代的灌溉設施還在使用，已經老化失修，干支渠道破損、淤積和田間工程遭損毀現象十分普遍。
有“中國糧倉”之稱的河南省，全省沿黃河糧食產區只有5座平原水庫具有調蓄能力，由此出現的結果是：守著黃河缺水吃。
“服務業殺手”——奢侈型水耗
伴隨城市服務業的發展，各種洗浴中心、水療SPA、溫泉會所無節制地擴張。有環保組織提出了奢侈型水消費的概念，對服務業造成的水浪費表示擔憂。
北京市節水辦公室公布數據顯示：北京擁有洗浴場所約3000家，初步測算年用水500萬噸。由于很多提供洗浴服務的地方由賓館、會所兼營，實際數字不止這些。著名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在其發布的《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0)》中表述：“北京人口以1700萬人計算，假設每人每月到洗浴中心洗澡一次，每次消耗水量400升，那么北京每年僅此一項要消耗的水資源就會達到8160萬噸。”雖然這一數據引起北京市相關政府部門的質疑，并及時進行了回應，但不可小覷的是，服務業存在奢侈型水浪費。
半月談記者在山西省工商局信息中心了解到，工商部門登記在冊的全省洗浴服務業數量在過去幾年內迅猛增長。1990年底，洗浴服務業只有10家，2000年底上升至107家，2005年底上升至560家。2006年到2009年4年間，這一數字逐漸增加至803家、1642家、1960家和2366家。到2010年4月，這一數字已達2428家。
記者在太原市和平路一家大型洗浴中心看到，僅浴池就有4個，周邊分布有60多個淋浴頭。大多數人在洗浴時水一直開著，不限制洗浴時間和次數。盡管澡堂也貼著“請節約用水”等標語，但沒有人對浪費行為進行制止。
“污染殺手”——質變性水耗
在原本缺水的地域里，水源污染的加劇使可用的水愈加短缺。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曾指出，自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已進入水污染事故高發期。
這些水污染事件在國人腦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太湖暴發藍藻導致無錫出現水危機;浙江新安江由于苯酚泄漏事故影響下游數百萬人用水安全;福建紫金礦業污水滲漏事故造成沿江魚類大面積死亡和水質污染……#p#副標題#e#
記者從最新的《湖北水資源公報》中看到，去年該省中小河流全年期評價河長接近6500公里，有近3成遭受污染，26個湖泊中，有15個湖泊水質在三類水質以下，南太子湖等水質為劣五類，基本喪失水體使用功能。
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是我國淡水資源最豐富的地區。然而，生活在此地的農民如今卻時時因水發愁，因為溝渠塘堰幾乎變成了垃圾場，住在附近臭氣難聞。嚴重的水污染使這些生活在水邊的人改變了千百年來直接從河中取水的習慣，改為喝自來水或到集鎮上買水飲用。
湖北省洪湖市峰口鎮二洪村的許明英談起水就很氣憤。她指著家門前的一條河說，過去這條河又寬又清涼，現在從上到下無數個水閘把河水隔成一段段死水，水面上漂滿垃圾，水都變黑了，根本沒法飲用、洗衣和灌溉。
湖北省監利縣毛市鎮卸市村村民孫宏志給記者做了個試驗，用買來的桶裝水泡茶，是淺綠色的，加入半杯井水后，茶水立刻變成深褐色。他說：“用井水煮飯，米飯呈黃色;洗衣，衣服變暗變硬;洗澡，身上會起皮屑。”
彭智敏感慨道，長江水質污染嚴重導致可用水匱乏，也就是“水質性缺水”。如不采取措施，就算滿滿的一江水，能用的卻不多，能用的領域減少。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趙章元研究員指出，目前中國有3.6億人難尋安全飲用水。
“地下水超采殺手”——超前性水耗
由于地表水質惡化、水源缺少，很多地方開始挖空心思，挖掘和享用子孫后代的水，形成一個個“漏斗區”。專家提醒，地下水超采嚴重，已越過了警戒線。
山西省大同、忻州、太原、臨汾、運城等5大盆地地下水均嚴重超采，淺層地下水已基本疏干，深層地下水水位每年下降2至30米不等，有的水井深度已超過1000米。全省有19個巖溶大泉，3個完全斷流，2個基本斷流，12個流量嚴重衰減。
運城市鹽湖區陶村鎮陶村20多年前打了一眼深100多米的機井。村民張軍革說：“剛開始的時候，水還很大，現在水很小。過去澆一畝地需要兩個小時，現在要耗三四個小時。”
屬于江南水鄉的浙江省海鹽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工業經濟快速發展，地面湖水普遍被污染，地下水深井開挖達到頂峰，全縣地下水深井擁有量一度增至130余口(包括企業自備井)。由于過度開采，地面沉降嚴重，沉降最嚴重處達到1.78米。在省、市、縣三級政府的重視和督辦下，至2010年12月底，海鹽縣132口地下水深井全部封存。
地下水長期超采，導致一些地區湖泊萎縮，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水利部綜合事業局副局長鄭通漢向記者透露，目前全國地下水超采區400個，超采量達228億立方米，超采區面積近19萬平方米。全國地面沉降面積已達6.4萬平方公里，50多個城市地面沉降嚴重。僅長江三角洲以南地區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間接損失近3500億元。
“軟硬”兼施守住水安全紅線
——水危機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中篇)
半月談記者 王永霞 沈翀 張道生
直面水危機，如何扼住其“咽喉”?專家建議，亟待文化“軟規則”與制度“硬規則”綜合發力，軟硬兼施，守住水安全三條紅線。
切中環境道德失范的文化“軟肋”，讓生態文明鑄為全民意識
“如果一個人拿把斧子無辜砍死人，那么，他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也會受到輿論譴責。但是，如果有人拿把斧子無辜砍倒一棵樹，或者污染、浪費了一池水，情況則完全不同。多數人會視若無睹，并不認為這是一種人類對大自然的犯罪。”水利部綜合事業局副局長鄭通漢這樣類比環境道德失范行為。
在他看來，造成環境道德失范行為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在指導思想上扭曲了人與自然界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平等關系，認為人是主宰萬物的統治者，人與自然界是敵對、斗爭的關系;二是在實踐層面，在人與自然界相處過程中，長期、大量存在人類對自然界非人生命體的貪欲與惡行，卻沒有受到道德輿論譴責。早在2300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曾說：“人類的貪婪是不能滿足的。”當一種要求被滿足的時候，一個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
一些地方官員的片面政績觀，更使水危機加劇。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以市場為主導的利益機制并不完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顧水資源約束和水環境容量的極限，不顧企業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資少、見效快、獲利多的項目就爭相上馬，短期內擴大地方GDP。
鄭通漢說，這種以環境倫理道德失范、經濟主體價值觀迷失、全民節水意識淡薄等為主要特征的“軟規則”缺失，是造成當前中國水危機愈演愈烈的深層次原因。他呼吁，必須重塑人與水的關系，補上生態道德文化課，推進環境文化復興，走自律式發展道路。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從2007年開始，貴州省貴陽市狠抓生態道德文化建設，在全民中倡導生態倫理、生態良心、生態義務，努力使生態意識成為全民意識，把生態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全市生態文明志愿者達36萬多人，10萬公職人員承諾每年志愿服務不少于48小時。
不以GDP論英雄，貴陽市重新制定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與環境雙贏的政績考評標準，激發了各級官員堅持生態文明理念、踐行綠色發展的積極性。
權威人士評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單位的生態環境狀況，像一面鏡子，反映出其公民生態道德文化水準的高下。
診治涉水公共政策、機制的制度“硬傷”，健全水務管理和水權水價體制
用制度學的觀點來看，制度與文化，是對水危機的形成和治理最具根本影響的兩大“規則”。因此，除了運用“軟規則”(意識、道德、價值觀)擊中造成水危機的文化“軟肋”以外，還需要健全“硬規則”(體制、機制、政策)，療治造成水危機的制度“硬傷”。#p#副標題#e#
水利部部長陳雷指出，解決我國日益復雜的水資源問題，最關鍵、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靠政策、靠制度、靠改革。政策和制度同屬于“大制度”范疇，而改革就是制度變遷，就是治道變革。
治理水危機的制度之變，首先要理順水務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水務行政管理基本上承襲了計劃經濟下的行政管理體制，江河湖庫等水源地、農村水利、防汛抗旱、用水規劃、城市供水、排水和城市地下水管理、水污染治理、城市節水等等，都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門承擔，流域管理和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保護協調機制更未形成。
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大學憲法行政法學教授周葉中認為，這種“城鄉分割、部門分割、多龍治水”的水務管理體制破壞了水資源利用的自然循環，在水資源危機治理的過程中出現信息不暢、協調不力、爭權逐利、推責扯皮等一系列問題。基于此，必須完善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相結合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推進城鄉水務一體化，從體制機制改革上促使涉水相關管理部門形成合力，實行統一規劃、統一監管、統一配置、統一調度等。
治理水危機的制度之變，還要建立水權制度體系，改革水價形成機制。鄭通漢坦言，作為市場經濟環境中配置水資源的核心制度，水權制度在我國許多流域并沒有建成科學的體系，流域水權不明確，權屬不清。不僅如此，水權交易制度的環境沒有形成，水權無法順暢流動。前些年，當浙江省的東陽與義烏轉讓水權交易成功以后，有很多人對交易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
與水權密切關聯的水價，長期以來處于價格扭曲狀態，不能合理調整水資源的供求關系，不能正確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和經濟價值。
山西省運城市水資辦主任李強說，“好政策不如一分錢”，應當全面建立水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利用價格杠桿等市場化手段，推廣實施以差別水價和階梯式水價為重點的水價政策。工業和服務業用水要逐步實行超額累進加價制度，拉開高耗水行業與其他行業的水價差價。探索實行農民定額內用水享受優惠水價、超定額用水累進加價的辦法。他還建議，全面開征水資源費，對超采區的用水戶，要大幅度提高地下水資源費征收標準。
實施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守住三條水安全紅線
水安全問題已引起高層高度重視。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作為今年的“一號文件”發布。這是新中國成立62年來，中共中央首次全面系統地部署水利改革發展工作。它開篇就明確指出：“加快水利改革發展，不僅事關農業農村發展，而且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不僅關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
這份重要文件吹響全民水文明建設的“集結號”。文件號召，提高全民水患意識、節水意識、水資源保護意識，把水情教育納入國民素質教育體系和中小學教育課程體系，作為各級領導干部和公務員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
一號文件對未來十年治理水危機的目標任務設置了幾道硬杠杠：到2020年，全國年用水總量力爭控制在6700億立方米以內，萬元國內生產總值和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明顯降低，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提高到0.55以上，地下水超采基本遏制。
為確保實現上述目標任務，一號文件劃定了“三條紅線”：一是確立水資源開發利用控制紅線，二是確立用水效率控制紅線，三是確立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文件還明確，建立水資源管理責任和考核制度，縣級以上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本行政區域水資源管理和保護工作負總責。
陳雷表示，2011年水利部將在重點流域和區域率先劃定三條紅線，在用水總量、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江河湖泊水功能區達標率方面提出量化指標。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強調：“中國耕地資源稀缺已眾所周知，但實際上我國水資源與其相比更加稀缺，卻少為人知。一號文件明確水資源管理的‘三條紅線’，就是要全社會像重視18億畝耕地一樣，重視水資源保護和管理。”
保水保發展的三大攻略
——水危機倒逼中國發展戰略轉型(下篇)
■ 半月談記者 晏國政 王勉 張道生
水危機咄咄逼人，正在給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倒逼中國發展戰略、發展理念、發展方式全方位轉型。因此，治理水危機，應當跳出“就水治水”的思維定式，而放在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全局視野審視。不終結高水耗式的發展模式，就無法從根本上走出水危機困局，確保中國水安全與科學發展。#p#副標題#e#
應對水危機，調整產業結構迫在眉睫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保持了全球最快的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是以自然資源的大量投入為前提、資源的過度消耗為代價的。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水資源與水環境問題，現階段在我國集中顯現出來。
2009年，中國單位GDP用水量為209立方米/萬元，而世界先進水平為60～70立方米/萬元。換言之，一方水產生的GDP,中國為10美元，美國大約是30美元，英國大約是90美元。
有專家指出，如果按“綠色GDP”指標進行評價，把生態和環境成本納入GDP指標計算，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有可能會發生逆轉。
針對此，水利部綜合事業局副局長鄭通漢呼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大調整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力度，對水危機治理至關重要。”
采訪中，山西省政府參事薄生榮建議，在產業導向上，要調整工業結構和布局，使之與本地水資源條件相適應，盡可能地限制火電、鋼鐵、化工等高耗水產業，重點發展低耗水的加工業、制造業及高新技術產業等。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加速推進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2009年初，國家十大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出臺，涵蓋汽車、鋼鐵、紡織、裝備制造、船舶、電子信息、輕工、石化、有色金屬、物流。規劃在“振興”之前加上了“調整”二字，表明中央更強調的是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專家認為，傳統產業必須依靠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增加技術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成本，以此提高中游產業集聚的附加值水平。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鼓勵企業技術改造的同時，更要發展新能源、生物醫藥、節能環保、移動通信、文化創意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唯有如此，才能搶占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
在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各種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現代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等正在成為引領“后危機時代”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突出亮點。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文化創意產業向支柱性產業發展，勢頭強勁，市場潛力巨大，既拉動經濟增長，又突破資源瓶頸，走出一條高創意、高科技、高回報而又低污染、低能耗、低水耗的新型發展之路。
應對水危機，發展循環經濟大有可為
“循環經濟”概念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它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全新的經濟運行模式。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3年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會議上曾指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循環經濟的理念貫穿到區域發展、城鄉建設和產品生產中，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目前，國內不少地方已經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嘗到了循環經濟的甜頭。廣東濱海地區遵循“3R”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采用先進的節水技術、雨水海水利用技術和污水回用技術，將水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管理納入“社會經濟—水資源—生態環境”復合系統之中，實現水循環與經濟循環的和諧統一。在減量化環節，該地區從水資源開發利用的輸入端控制用水量，用較少的水資源進入生產和消費領域;再利用環節，盡可能多次或多種形式使用水資源;再循環環節，從輸出端進行水處理和加工，使污水變成可用的水資源，實現污染零排放。
在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今年一季度每噸鋼耗新水降至5.21立方米，水循環利用率達95.02%，創歷史最好成績。這主要得益于循環經濟的運用。包鋼不斷細化節水項目，并組織一系列減少外排水、提高濃縮倍數的科技攻關，改善水處理工藝，促進每噸鋼耗新水指標降低，而工業水重復利用率提高。
循環經濟在農業生產領域也大有可為。北京市豐臺區王佐鎮南宮村首先利用地熱資源即地下水的熱能發電，發電后的溫水用來洗浴，然后用于特種水產養殖，最后用于灌溉。
應對水危機，分類開發主體功能區正當其時
2011年6月8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10年底頒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將全國劃分為國家層面“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每個功能區的發展原則不一。
此規劃是我國第一個國土空間開發規劃，很具戰略性和約束性。其中“能源與資源”篇明確了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原則和框架，適用五大流域：松花江、遼河區;黃河、淮河、海河區;長江、西南諸河區;珠江、東南諸河區以及西北諸河區。
半月談記者統計發現，此規劃“能源與資源”篇中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包括：“合理開發”、“合理配置”、“重點開發”、“梯次開發”、“適度增加”、“調整經濟布局”、“優化空間布局”、“嚴格控制”、“制止盲目開發”等。這些詞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國家層面對四類主體功能區的開發要求——
松花江、遼河區：逐步解決遼河以及遼東半島等地區水資源開發過度的問題，退還擠占的生態用水和超采的地下水。
黃河、淮河、海河區：采取最嚴格的節水措施，加大水污染治理，強化水資源保護。調整經濟布局，嚴格控制高耗水產業發展，推進京津冀、山東半島形成節水型產業體系。
長江、西南諸河區：要統籌干支流、上中下游梯級開發，加強水資源開發管理。
珠江、東南諸河區：在嚴格節水減排基礎上，通過加強水源調蓄能力與區域水資源合理配置，保障水資源供給。
西北諸河區：在逐步改善和恢復河湖生態環境與地下水系統的同時，控制高耗水產業，制止盲目開荒，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鄭通漢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以來，許多地區產業布局與水資源承載力不匹配，在水資源短缺地區反而布置大量高耗水產業，人與自然爭水問題突出。他舉例說，水資源嚴重短缺的黃淮海地區是糧食主產區，還是火電、鋼鐵高耗水工業密集區，造成經濟發展用水大量擠占生態環境用水。
專家普遍認為，《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對于應對中國水危機意義重大，針對性、可操作性都很強，從戰略層面對產業布局、生產力布局進行了科學謀劃，有利于統籌解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與水資源保護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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