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專項行動暨試點工作啟動會近日召開，長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將全面推進。“重化工圍江”一直是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的難點，排查整治化工企業排污口無序排放問題，是否可作為治理“重化工圍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解決這一問題的難點有哪些?如何通過破解“重化工圍江”難題，推動長江流域化工行業轉型升級?對此，我們采訪了相關專家。
■ 對話人：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南京大學)主任 畢軍
■ 采訪人：中國環境報記者 郭婷
畢軍，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南京大學)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任教育部科技委環境與土木水利學部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環境科學與工程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水專項主題專家組副組長、863資源環境技術領域主題專家組召集人、863重大項目總體專家組副組長、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常務理事等。長期從事環境風險管理、環境政策等研究。
解決“重化工圍江”有哪些難點?
目前各地整治方案還不夠科學完善，整治成本如何核算、誰來承擔等問題有待解決
中國環境報：“重化工圍江”一直是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治理的難點。排查整治化工企業排污口無序排放問題，是否可作為治理“重化工圍江”問題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畢軍：排查整治化工企業排污口無序排放的問題，是治理“重化工圍江”的一個起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契機。在此基礎上，還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如沿江工業布局調整、企業生產工藝改進、企業合規性生產、強化企業的環境安全與健康(EHS)管理、全過程的環境監管、政府各部門之間加強協作等。
進一步講，應以排查整治排污口為契機，全面推動整個長江沿江區域可能帶來環境風險的污染企業的全面排查和整治。
中國環境報：據您了解，目前長江流域化工企業分布現狀和污染程度如何?
畢軍：就目前情況來看，大致有3點判斷。首先，目前沿江區域化工園區和相關企業所排放的污染物及帶來的生態環境影響，已在不同區域超出了環境承載力，這也是當前全面推進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目前長江流域污染帶來的環境風險已威脅到生態環境系統的健康和民生。例如，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一旦發生，可能會對飲用水水源地安全帶來威脅，繼而影響社會穩定。
第三，沿江地區密集分布的化工企業等帶來的污染物超負荷排放，可能會給整個長江生態環境系統帶來長期慢性的、難以評估的潛在環境風險。
中國環境報：那么，造成這種化工企業集聚長江沿岸地區的原因是什么?
畢軍：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3點：
一是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強烈的經濟發展驅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沿江布局的化工企業由于物流、排污等方面的便利，經濟上的收益相對較為突出，形成了化工企業集聚長江沿岸地區的現象。
二是各地對化工企業可能帶來的生態環境風險的認知仍然不足。盡管每個企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可能較可控，但所有企業排放的污染物長期累積起來，就會超過區域的環境承載力。
三是環境污染的區域性外部不經濟性讓各地在污染防治上具有搭便車的心態。不同區域之間、不同省市之間，甚至同一省的不同市之間，都希望利用長江的環境容量，但當所產生的污染物疊加在一起的時候，整體上就會給長江流域造成較大的環境影響。實際上，整治“重化工圍江”問題，必須流域上下一盤棋，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統一考核。否則，污染企業就會從環境管控比較嚴格的區域向其他區域轉移，如下游地區的小化工關停并轉之后轉移到中游地區，這些化工企業排放的污染物最終還是會影響到下游地區。這樣的整治效果一定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中國環境報：當前，解決“重化工圍江”問題的難點主要有哪些?
畢軍：我認為，難點主要有3方面。
第一個難點是地方黨政領導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重視程度。近幾年，黨和國家大力推動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各地黨政領導對長江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日益重視，這一難點的解決已不是問題。
第二個難點反映在操作層面上。化工企業沿江密集的態勢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何有序、科學地解決“重化工圍江”問題，需要考慮多方面的約束條件，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形成科學整治方案，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優先序。目前各地的整治方案還不夠科學、完善，目標很容易提出來，但實際操作的時候會面臨很多困難。這也是目前生態環境部全面啟動編制“一市一策”方案的重要性所在。
第三個難點就是整治這些化工企業的成本問題。如何估算這些成本?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短期成本和長期成本又如何核算?如果企業關停之后，其潛在的風險(如污染場地)如何管控?是否需要建立相關的環境風險責任基金?這些問題都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引起各方的關注甚至困擾，需要系統提前謀劃。
如何更好地促進沿江地區企業和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
制定科學的整治方案，建立合理的整治優先序，按照科學制定的時間節點、進度等開展系統性工作
中國環境報：目前，長江流域一些地區出臺政策，要求清理整治沿江地區1公里內的不合規化工企業。國外對這種情況有何規定?是否有一些經驗值得借鑒?
畢軍：整治沿江化工企業的距離除了有一些硬性規定之外，更要考慮這些企業可能帶來的環境風險。因此，有些高風險企業即使不在此空間之內，也應納入整治范圍之內。所以做好沿江地區環境風險評估，基于風險評估結果形成污染整治的優先序是一項迫不及待的工作。而且這樣的風險評估應依據國家最近頒布的相關導則，統一思路和方法，這樣各區域之間才有可比較性。
長江流域沿江化工企業的布局與國外相比有其特殊性。首先，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的競爭態勢，造成較為密集的化工園區和企業分布，這種現象很難找到國外參照體。其次，沿江分布企業的類型、規模、工藝水平、環境風險管控能力、基礎設施等，與發達國家的類似化工區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雖然在長江流域“重化工圍江”整治這一戰役上沒有可以直接照搬的案例，但是我們也可以在這一過程中積極吸納發達國家在企業環境健康安全(EHS)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在整體上，我國各級政府和各類企業的EHS水平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較為明顯的差距。
中國環境報：目前，為破解“重化工圍江”難題，長江沿岸地區省市對沿江化工企業進行了搬遷、改造、入園、關閉等。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期，為更好地促進企業和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您對沿江地區地方政府有哪些建議?
畢軍：我認為，每個地方在清理整治沿江化工企業的過程中，關鍵是制定科學的整治方案，建立合理的整治優先序，按照科學制定的時間節點、進度、對象、手段、資源投入、應對預案等開展系統性工作。這一點非常重要。
在建立優先序的過程中，我認為要把握住幾個重要的約束條件。一是政策把握。政策法律規定必須要搬遷、改造、入園、關停的，一律優先執行。二是成本測算。在每個地區投入成本有限的前提下，科學估算出整治哪些企業、使用哪些手段效率最高，也將它們優先納入整治計劃。三是民生考量。在不同的整治方案中，考慮到對地方經濟、企業發展、社會穩定、民生等多方面的影響程度進行排序。四是考慮和平衡整治方案的短期和長期社會經濟環境影響。各地政府可綜合以上4方面的因素，因地制宜建立起整治的優先序。
中國環境報：整治“重化工圍江”問題，是否可推動一些城市先行，通過打造樣板，為其他地區提供可供借鑒的經驗?對此，您有哪些建議?
畢軍：長期以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在我國是可行、可推廣的一種方式。在選擇試點和先行先試區域的過程中，我認為可以考慮這樣幾個因素。
第一，盡可能選擇不同類型的城市試點，根據不同的城市規模、產業類型、園區特點、上中下游區位等來選擇有代表性的試點城市。
第二，可以優先選擇污染情況比較嚴重的區域，這樣整治效果前后變化明顯，具有更好的典型性。
第三，可選擇整治條件相對成熟的城市。比如有的地方已經有計劃或者已經開始進行化工整治，有相對成熟的方案，正好可通過試點順水推舟，推動其計劃更快執行。
第四，可選擇地方積極性高、老百姓呼聲高的地區，其整治的實施效果會有較好的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綜合效應。
中國環境報：如何通過破解“重化工圍江”難題，推動長江流域化工行業轉型升級?
畢軍：首先，要先開展科學合理的整體性規劃，并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和產業需求，開展化工行業轉型升級。
其次，要加強區域協作，避免重復性建設。由國家在整體上進行化工行業的區域布局，避免各個省市之間產生矛盾，單純依靠各區域之間的自愿性協作是比較困難的。
第三，要建立優先序。什么類型的化工企業能做、什么不能做，哪些先做、哪些后做，需要進行規劃，在時空上做好排序。
第四，要建立統一門檻。負面清單里的事情一律不能做，要對每個地方一視同仁，避免各地鉆空子，造成不公平的區域發展，由于保護環境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以通過區域生態補償機制來加以調節。
第五，要加強環境監管。一旦整體布局確定之后，環境、發改、工信、應急等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協作，強化監管機制。
第六，要加強對突發性和長期慢性環境風險的管控。在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風險評估的基礎上，制定風險管控的戰略、目標和行動的路線圖。面向美麗中國的建設目標，可將長江經濟帶作為我國環境風險管理的綜合試點地區，對不同類型的風險管理技術和政策加以應用。
例如，可以要求沿江所有的化工等企業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根據實際風險水平，通過合理的保險手段達到規避風險的目的。要避免做表面文章，為完成相關指標進行保險，而是需要真正評估出企業的風險水平，以務實合理的保費推動環境污染責任險的落實，保證一旦發生風險事故后，保險公司和投保企業的權益能夠得到很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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