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出戰略部署，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探討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治”在中國有著特別的含義，在古文中是一個象形文字，最早的含義就是通過修建水利工程管束洪水，后來延伸為控制管理。中國最早的政治秩序來自于大禹治水，大禹因為治水有功被尊為九州共主；中國歷代王朝一直追求的理想就是天下大治、長治久安。由此可見，“治”與國家治理存在內在的聯系，中國文明的起源似乎與治水有著密切的關聯。實際上，治水是理解中國特色治理體制的一條重要線索。
中國國家治理體制有其獨特性。2014年，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二卷，把強有力的國家、國家對法治的尊崇及全體公民對政府的問責看作是維系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最基本要素：即強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從全世界來看中國體制的顯著特征是有一個“強國家”，這構成了審視中國國家治理體制的一個出發點。
為什么中國有一個“強國家”，“強國家”的起源是什么？很多思想家對此進行過研究，產生了內容豐富的中國國家體制起源理論。在眾多理論中有一派觀點影響很大，那就是卡爾·馬克思開創的“治水派”學說，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需要非常強的政府動員人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后來歷史學家卡爾·魏特夫在20世紀50年代進一步提出了“治水社會”的理論，指出在東方社會，由于修建大型水利工程而產生集權的政治體制。“治水派”學說影響甚廣，但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對其質疑很多，例如卡爾·魏特夫的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受到了廣泛批判。弗朗西斯·福山認為灌溉是區域性的事務，不足以解釋政治秩序的起源，他認為解釋國家的起源，最重要的理由是戰爭。歷史學家黃仁宇則提出了另外的觀點，認為黃河洪水直接導致了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崛起，歷史上對防洪的需求遠勝于灌溉。
筆者在十幾年前對上述理論做了詳細的研究，指出中國古代選擇大一統體制，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的需求：一是國防的需要；二是賑災的需要；三是治水的需要。從三個需求來看，由于國防和賑災的需要有很大成分也來源于治水的需要，治水對大一統體制的來源能夠貢獻大半，這也可以解釋為何中國自古即有“治國必先治水”之說。
2020年新冠肺炎引發的疫情肆虐全球，中國舉國上下共抗疫情，經過努力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復學方面的成就令世界矚目。中國抗疫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獨特的國家體制，這個體制就其本源而言是很擅長賑災的，統籌協調復雜的治理難題正是中國體制的獨特優勢。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13個顯著優勢，其中包括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實際上這些優勢來源于中國獨特的國家體制。
一定程度上來說，中國的體制是為治水而生，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最初一定程度上是為水利工程的興建而生的。古代社會治水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防洪，灌溉，漕運，海塘。為實現治水需求，中國自古就有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傳統，比如，四川都江堰、京杭大運河、廣西靈渠、新疆坎兒井等古代水利工程杰作。古代治水主要采取工程手段，以滿足基本需求為目的，具有集中性、沖擊性、單一性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從傳統治水向現代治水轉型。傳統的治水需求依然存在，但水問題更加復雜，水需求愈加多元，治水內容亦越來越豐富。水短缺、水污染、水災害和水生態惡化等問題具有分布式特征，量大面廣，治理的難度和復雜性遠超古代。比如，生態環境問題和節水問題涉及到每一個社會個體，需要考慮個體多元化需求，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對水服務和水品質提升的需要日漸強烈，這些都是現代治水的新問題。
治水的新形勢決定了單依靠工程手段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當代治水必須采取綜合措施。特別是過去20多年來，中國不斷調整體制適應水情，實際是完成從傳統治水到現代治水的轉型。從傳統水治理到現代水治理轉型，中國水治理的內容和特征發生了巨大變化（見表1）。這一過程實際上伴隨著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即從傳統的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轉向現代多元一統體制，或者說是新型舉國體制，即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積極吸納社會、市場、技術等因素的力量，以適應復雜的現代社會治理的需求。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治水取得巨大成就，尤其在防洪減災，農田灌溉，水利發電和水利工程供水能力方面尤為突出。中國古代就有修建水利工程的傳統，當代修建了更多的大型水利工程，包括長江三峽、南水北調、黃河小浪底等一批超級工程。中國用占全球6%的水資源和9%的耕地養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這主要得益于水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以27%的用水增長，支撐了全國經濟總量增加36倍；農業用水量下降12%，糧食產量增加1.2倍；工業用水總量增長1.4倍，產出增加55.3倍。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國的獨特的治理體制。
當代中國治水的基本經驗主要為：一是理念先導，目標引領。我國的頂層設計能夠不斷根據新形勢革新，與時俱進制定國家發展不同階段的目標。二是問題導向，務實創新。在實踐中以問題為導向，務實探索問題的解決路徑。三是黨政主導，調試管理。我國在集中領導框架下，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又保持了政策制定的靈活性和政策執行的彈性。四是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提出的16字治水思路，成為治水實踐中大力貫徹落實的方針。五是群眾路線，廣泛動員。在各項水利事務中，人民群眾以各種形式發揮了重要作用。六是依法治國，科技支撐。從1988年國家頒布的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以下簡稱《水法》），到2002年新《水法》修訂，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水法規體系。這六個方面既是當代中國治水經驗的總結，也是治國經驗的總結，治水的邏輯和治國的邏輯是高度契合的。
PartⅢ 治水體系邏輯：審視三重關鍵關系
公共治理有三大核心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內部組織關系。人們關于治水爭論的焦點本質上就是這三組關系，透過這三個視角審視水治理，很多問題能夠得到合理解釋。
（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對于水治理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筆者持續研究了20年。回顧在2000年，水權與水市場問題剛剛提出來，并一度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后來，隨著思想解放，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當引入水市場，但中國的水市場改革，特別是水權市場改革非常波折。目前來看，中國水權交易量遠低于預期水平。以中國水權交易所的交易水量為例，從2016年成立到2019年年底，累計交易水量僅28.8億立方米，這與中國每年6000多億立方米的用水量相比是一個很小的數字。總的來看，中國經過20年的水權水市場建設，還沒有發展出普遍性的水權市場，水權市場迄今更多的具有探索意義。
發達的水權市場依賴很苛刻的一組條件。例如，對于水資源的空間調度和相應的基礎設施有較高要求，目前我國七大流域只有黃河做到了全流域統一水量調度。中國在1988年《水法》中就規定了取水許可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的核心就是利用行政手段進行水量的再分配。2020年《水法》進一步明確取水許可，實行總量控制與定額管理相結合，其立意是用行政手段來進行水量再分配。但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這套行政再分配制度沒有完全落實，比如取水許可證發放之后，配套的監管和服務沒有及時跟上，影響了這套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在這種背景下，水權交易可以成為落實總量控制的一種手段，也可以理解為在水行政分配體系中引入市場機制，但主要還是發揮輔助的作用。
回顧我國水權水市場20年的建設進程，有三點值得反思：第一，在水權市場發展的規律研究方面，過于強調市場的作用和市場制度本身，對水權市場運作的內在機制認識不足，市場機制非常復雜，絕非僅僅是產權界定的問題，還要具備一系列的保障條件；第二，在水權市場的國際經驗借鑒方面，過于強調個別國家的“先進經驗”，對水權市場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認識不足，事實證明，只有真正契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才能有效；第三，在水權交易和市場制度建設過程中，過于強調理想意義上的自由市場模式，對國情條件的制約和中國特色的因素認識不足，研究過于理想化。
當然，水權水市場只是水治理中利用市場機制的一種形式。如果從全局來看，市場機制完全可以在水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這至少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在水務市場當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可以適當干預，但要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二是在水利投融資中的作用凸顯，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吸引更多的社會投入；三是在水價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需要依靠靈活水價機制進行探索；四是在水資源分配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可以積極探索利用市場機制實現總量控制。
（二）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中國公共事務治理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調動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是如何使公眾更多更好地參與公共事務。筆者曾做過農村用水戶協會的研究，結果表明：一個村莊是否成立用水戶協會對用水管理影響很小，甚至傳統的村集體管水用水績效還優于用水戶協會的績效；對于跨行政區的涉水事務，用水戶協會還能起到一定效果，但與行政區重合的用水戶協會大部分流于形式。
未來需要讓社會機制在中國水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至少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著力提升：一是在水利項目規劃和建設過程中要積極發揮人民群眾的作用，真正反映公眾需求；二是在水利法規和政策決策中注重多元參與，傾聽各方聲音與訴求；三是在水資源節約、保護和治理中廣泛動員群眾，充分利用水價杠桿，促進節水減污。四是在水情教育和水文化建設方面，例如廣泛利用水利工程設施提供國民教育功能，加強全社會現代水文明風尚的引導。
（三）政府內部組織關系
我國流域治理中長期存在三大協同難題：一是層級協調問題，行政手段為主，經濟機制薄弱，公眾參與不足；二是地區協調問題，缺乏跨行政區的合作機制和補償機制；三是部門協調問題，相關部門協調聯動機制不健全，利益相關方溝通協商不足。過去20多年間，中國在流域治理方面取得的重要進展之一，是探索引入了河長制。中國七大流域的水環境治理績效在2008年以后加速提升，其中提升最快的是太湖流域，河長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河長制作為一項重要的水治理制度創新，其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原因在于契合了中國的體制。中央集權大一統體制的基本運行邏輯，是“政府負責、部門分工、分級管理、上級兜底”，這一治理邏輯廣泛存在于我國的公共事務中。當水問題嚴峻程度超出水利部門范圍時，會自然成為一級政府的事務，如果一級政府無法有效應對，上一級政府就會介入。河長制的出現，本質上是為了應對嚴峻的水問題，可以視為是一種自然響應。河長制切實解決了三大難題：通過加強行政目標問責來緩解層級協調難題；通過強化上級行政協調來緩解地區協調難題；通過黨政領導統籌協調來緩解部門協調難題。河長制是一項解決復雜協同難題的河湖管理機制，是中國特色的水資源綜合管理和流域綜合管理方案。
河長制的經驗案例有重要的理論啟示：制度是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制度安排不能指望搬來一座“飛來峰”，只有根植于中國土壤，內嵌于中國社會的制度才有生命力，因此我們一定要根據國情水情探索適合自身的水治理制度。
PartⅣ 水治理現代化：未來體制演進展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和時間表。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部署下，需要從戰略上謀劃和推進我國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四大體系：一是防洪抗旱減災體系；二是水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體系；三是水資源保護和河湖健康保障體系；四是有利于水利科學發展的制度體系。近10年來，中國各行業都在加速制度變革。2016年，中央文件已經指出，各領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主體框架已經基本確立。從水利發展需求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來看，中國已經進入“水利綜合治理”新時期，水利發展需求目前處于第III階段,即多種需求持續增長的階段，也就是水利綜合治理時期(見圖1)。當前需要進一步加快建立健全水治理體制機制，全面建立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科學制度體系。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這一表述概括了現代中國多元一統體制的基本架構。按照這個布局，中國正加快建設現代治理體系。具體到水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筆者認為以下五個方面的非常重要：一是要建設現代水法治體系，提高執法水平，落實好現有的水法規制度；二是要完善國家和流域水治理體制，理順國家層面的水治理體制與協同治理機制，科學推進流域立法和加強流域管理；三是擴大市場機制的作用，特別注重運用靈活水價機制促進水效率的提高；四是促進社會的廣泛參與，在各類水治理事務中擴大公眾的參與程度；五是增強技術支撐和信息共享，未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空間巨大，可以大大提升水治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未來十年水治理仍處在快速變遷時期，有必要穩步推進上述五個方面的工作，到2030年使水治理制度體系基本成熟定型。
中國的水治理實踐再一次印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適用的制度，只有最適合自己的道路，各個國家必須根據自身的條件來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治理體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
我國水治理體系順應時代變遷，快速從傳統模式轉向現代模式，建立了適應當代中國國情的水治理體系，并展現了很好的治理效能，這是新中國70年取得“治水奇跡”的制度密碼。未來我們要繼續堅定制度自信，根據國情推進水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治水之路，以水治理的現代化有力支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128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