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對人通過雨水管路排污的行為可能涉及多個環境違法情形，案件辦理中常遇到如下問題：1.逃避監管與雨水口排污的分界線如何劃定？2.在《水污染防治法》與《排污許可管理條例》中“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水污染物”如何選擇？3.若廢水有超標報告，適用逃避監管還是廢水超標？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案件往往錯綜復雜。各類違法行為之間界限模糊，相互交織，并非單純依靠法律條文的機械套用就能得出準確結論。因此，具體法條適用需結合案件事實和證據綜合判斷，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考慮。
一、判斷是否有主觀故意 《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以及《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所提及的“以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構成此類違法行為的前提是行政相對人存在主觀故意與動機。在調查過程中，執法人員應當主動探究并證實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即需提供能夠證明行政相對人具有故意的相關證據。具體而言，執法人員可從以下兩個方面對行政相對人的“主觀故意”加以判斷：
1.直接故意：明知故犯。此種情形是“主觀故意”最為顯著的特征。行政相對人清晰知曉某一行為違反法律規定，且可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卻依然主動實施該行為，甚至指使他人代為實施，對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持樂見其成的態度。例如，某企業廢水處置效果不穩定，老板指使污水站操作工利用抽水泵與軟管，將未經處理的污水抽送至雨水管道，最終排放河道。這種由企業自發或指使員工進行的偷排行為，“主觀故意”特征極為明顯。
2.間接故意：知而不止。行政相對人雖然明知某一行為違反法律規定，既未親自實施，也未指使他人實施，但在發現該行為后卻并未加以制止，對行為所產生的結果采取放任的態度。比如，某企業廢水處理效果欠佳，企業負責人察覺到污水站操作工計劃將污水通過雨水管排放，卻并未予以制止，甚至內心期望該行為發生，最終致使企業偷排行為成為現實。
二、判斷是否污水超標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水污染物”這一違法行為的構成，需排除前文所述的“主觀故意”情形，并且要有在排放現場采樣后出具的超標報告作為支撐。即便企業不存在主觀故意，但雨水管排放污水且超標的客觀違法事實存在，企業便責無旁貸。若因管理疏失、設施故障等原因，致使污水通過雨水管排放且超標，此情形屬于過失違法。具體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行政相對人的“過失”進行判定：
1.疏忽大意引發不良后果。行政相對人本應預見自身行為可能會引發污染環境的后果，卻因疏忽大意而未能預見，以致此類結果的發生。例如，某企業對污水管網未進行定期檢維修，在企業渾然不覺的情況下，污水管出現破損，致使部分污水通過雨水管排放，且經檢測超標。
2.盲目自信致使事與愿違。行政相對人雖已預見自身行為可能產生污染環境的后果，輕信能夠避免此類結果，實際上卻未能避免，以致不良后果發生。比如，某企業將石材切割循環水沉淀池建于室外，且未設置頂棚。企業盲目認為沉淀池內的水只會減少不會增加，卻忽視了極端天氣的影響。在一次大暴雨中，沉淀池內污水溢流至雨水井，最終超標排放至周邊河道。
3.錯失補救機會導致污染擴散。行政相對人在意外發生后，具備相應的時間、能力與條件，對即將或正在發生的污染行為進行控制與減緩，但未實施，最終導致污染環境。例如，某企業廠區污水站突發故障，污水溢流至地面。廠區內配備有應急水池以及雨水截止閥。行政相對人發現這一情況后，有條件、有義務采取將溢流污水引入應急水池、關閉雨水截止閥等緊急措施，卻未實施任何補救行為，最終導致超標污水通過雨水管排放至周邊河道。
三、判斷是否為持證單位 “以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以及“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水污染物”，在《水污染防治法》與《排污許可管理條例》中均有相關表述。若行政相對人屬于無需申領排污許可證的單位或個人，則適用《水污染防治法》；而對于實行排污許可管理的企業事業單位及其他生產經營者，建議優先適用《排污許可管理條例》，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根據《立法法》規定：“同一機關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特別規定與一般規定不一致的，適用特別規定；新的規定與舊的規定不一致的，適用新的規定。”然而，《排污許可管理條例》與《水污染防治法》的制定機關不同，兩者不存在特別法與一般法、新法與舊法的關系，故而需按照以下原則進行判斷：
1.下位法優先原則。《水污染防治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并公布，而《排污許可管理條例》是以國務院令第736號公布，屬于行政法規范疇。由此可見，《水污染防治法》是上位法，《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為下位法。根據《行政處罰法》規定：“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排污許可管理條例》在《水污染防治法》明確的處罰幅度（10元—100萬）基礎上，作出更為嚴格的具體規定（20元—100萬），且未與上位法抵觸。行政法規為更好地貫徹執行法律，地方性法規為更好地貫徹執行法律與行政法規，針對同一問題下位法作出更具體、詳細的規，應當優先適用。
2.擇一重處罰原則。《行政處罰法》規定，同一個違法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應當給予罰款處罰的，按照罰款數額高的規定處罰。對于“以逃避監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以及“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水污染物”的違法行為，《排污許可管理條例》規定的處罰幅度為20-100萬，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的處罰幅度為10—100萬。鑒于擇一重處罰原則，應選擇適用處罰較重的《排污許可管理條例》處罰。
四、兜底用雨水口排污 在環境執法實踐中，即便行政相對人不存在主觀故意，只要出現通過雨水口排放污水的行為，即可依據《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第八十六條第一款予以處罰。例如，某機加工企業由于認知誤區，認為沖壓設備冷卻水不屬于生產廢水，將其直接排入雨水管道。經采樣分析，該排放水體的數據與自來水相近，并未超出污染物排放標準，但這一行為依然違反了相關法規。企業在認知上存在偏差，將空調冷凝水、設備冷卻水、沖洗地面廢水等視為潔凈水體，錯誤地覺得能夠直接通過雨水管道排放。然而，依據環保法規，上述水體皆屬于生產廢水的范疇，必須確保達標之后，方可排放至污水管網。“通過雨水排放口排放污水”與“以逃避監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同屬行為罰范疇。此類處罰著重考量的并非排放物質是否超標，而是行為本身對環境監管秩序的破壞。即便排放物質未超標，這種行為也擾亂了環境管理秩序，挑戰了雨污分流、規范排放等基本監管制度。因此，只要存在通過雨水排放口排放污水的行為，無論排放污水量大小、污染物濃度高低，均應依法予以處罰，以此維護環境監管制度的嚴肅性與權威性。
最后，“以逃避監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與“超過水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水污染物”能否同時處罰，需從法律依據與執法實踐兩方面綜合考量。從法律構成要件分析，逃避監管行為的違法本質在于對環境監管秩序的破壞，表現為通過暗管、滲井、篡改監測數據等隱蔽手段規避監管；而超標排放行為則聚焦于排放物本身，其違法性體現在排放物質超過法定環境質量標準，直接威脅生態環境安全。兩者分屬不同違法構成要件，侵犯的法益也各有側重（分別為環境監管秩序與環境質量），因此在法律認定上屬于兩個獨立的違法行為。生態環境部《關于逃避監管違法排污情形認定有關問題的復函》（環政法函〔2016〕219號）明確指出，“通過逃避監管方式排放污染物”與“超標排放污染物”應分別認定、合并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疫情”時代背景下，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需實現動態平衡，優化營商環境已成為重要政策導向。在此前提下，執法過程中可結合實際情況靈活處理：對于情節輕微、社會危害較小的雨水管路排污行為，可遵循擇一重處罰原則，既確保法律過罰相當，維護執法嚴肅性，又體現監管溫度；而對于惡意逃避監管、超標嚴重的違法行為，則嚴格落實合并處罰，以強化法律震懾力。通過對不同排污情形分類施策，既能保障生態環境安全，又能為企業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來源：中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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